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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盲的，煤是红的。
滇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据不完全统计，该村有40多人因涉“盲井式犯罪”被抓或向警方自首，仅艾姓一族至少就有8人。夫妻、父子、母子、兄弟、兄妹等近亲共同涉案亦不鲜见。
2014年6月6日夜晚，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狠狠砸在滇北盐津县庙坝镇，树木倒塌，泥石滚落。
前一日，内蒙古检方公布了74人系列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案，他们涉嫌在6个省区杀害17人，大部分被告都来自盐津县庙坝镇，两名主犯艾汪全、王付祥均来自该镇的石笋村。
这里的煤炭资源丰富，石笋煤矿是村里唯一的煤矿。
石笋村村委会办公楼和石笋煤矿相邻，在大山深处形成了一个住宅聚集区。
村委会的白瓷砖外墙上，贴着两张《致全镇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上面蒙着灰尘，沾着斑驳的泥点。截至公开信发布的2014年7月19日，庙坝镇已有13人涉嫌“盲井式犯罪”被警方抓获。
公开信是首次将当地“盲井式犯罪”的信息公布于众。
看到有陌生人来，石笋村村民往往会主动打招呼：“来，里面坐，喝茶。”和淳朴的民风相比，同村人在外进行的“盲井式犯罪”的行为，让村民所不齿。从最初的诧异到警方一次次进村抓人，村民慢慢习惯了。“都公开了，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吹牛时经常说，谋财害命，该遭抓！”石笋村的村民说。
当地人士称，石笋村至今为止，已有40多人涉“盲井式犯罪”被警方带走或自首。
记者掌握的一份不完全涉案人员名单显示，有35人涉案，涉及13个社，其中有5名女性。
乡村公路从木林社横穿而过，木林社最顶头的一栋三层楼房是此次内蒙古检方公布的主犯王付祥的家，门上还贴着其子新婚时的对联。
王付祥是2015年3月9日被警方从昭通市带走的。
“被抓那天是农历正月十九日，前一年（2014年）的农历十月，王付祥在昭通和一个卖服装的女人结了二婚。腊月二十三日，王付祥的儿子结婚。结果他儿子新婚蜜月还没过完，他就被抓了。”当地一位知晓内情的人介绍。
那次是一次大型的抓捕行动，警方封锁了各个路口，即便是当地人也只准进不准出。
当地多位村民和王付祥的子女表示，王付祥以前跑过摩的，干过运输，被抓前一直在当地承包公路建设工程，不过每次都没挣到钱。
2015年5月13日凌晨，当地警方又进行了一次大范围收网行动，超过10名嫌疑人都是在被窝里被戴上了手铐。
过车社的艾泽发也是在同一时间被带走的，艾泽发的妻子回忆起来至今心有余悸。
当天凌晨，她是被一阵撞门声和突然射来的几束手电筒的光惊醒的。那时，四名身穿警服的警察已从她家无法锁闭的窗户爬入，随后撞开了卧室房门。在确认睡在床铺外侧的就是艾泽发后，立即给他上了铐子。
“警察喊我不要动，我想起身给他找件衣服都不准，后来他们随手挑了件衣服给他穿上。”艾泽发的妻子称，被带走时，艾泽发没对她说一句话，倒是警方临走时提醒她拴好门窗。
艾汪全，男，1981年11月2日出生，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人，也是内蒙古检方关于“盲井式犯罪”通报中的首要主犯。
艾汪全是2014年7月，在山东兰陵制造一起“盲井式犯罪”而落网的。
根據警方通报，艾汪全主导和密谋了这起命案，由李洪钧撬动巨石砸死“杨朝彬”，其他人员冒充家属诈骗巨款。但在领取保险赔偿时，警方发现真杨朝彬还活着，由此案发。
在该起命案中，涉案的石笋村村民包括：艾汪全、艾泽伟、杨朝彬哥哥杨朝婷、杨朝彬妻子艾泽萍。
杨朝彬的父亲和妹夫告诉记者，杨朝彬常年在做电塔工程，山东案发后，他被警方带去协助调查了40多天认为其没参与，回家后依旧在做工，目前在北京从事电塔工程。
汪强文，小名小王三，在石笋村也是一号人物。“个头不高，身材也不胖，但满脸横肉，看起来就让人害怕。”一个多次见过汪强文的当地村民说。
其他村民亦说，小王三应该是石笋村最早进行“盲井式犯罪”的人。
汪强文是公安部2015年挂牌督办的“1·02”专案中的一名嫌犯，在该案中，除了汪强文，还有同村的艾汪银、郭伟鸿，以及盐津人张某华。
郭伟鸿、艾汪银、汪强文、张某华等分别于2012年7月至12月间，在山西吕梁、文水、交城等地的4处煤矿井下，各自伙同他人将所在矿井的一名工人杀害，伪造矿难现场，随后冒充死者家属向矿方诈骗，共诈骗250多万元。
4人又于2014年底合伙在内蒙古一煤矿利用相同手法骗赔68万元后逃匿，此后，该案升格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2专案”。
2015年8月至9月，郭伟鸿、艾汪银、汪强文和张某华4名主犯在云南陇川县和缅甸落网，另一名艾姓嫌犯在浙江苍南落网。至此，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2专案”告破。
由于4人均非初次作案，主犯身上都背负着多条人命，在供述中又牵扯出另外34人；这34人被抓后又继续供述，最终警方确认，该特大系列杀人骗赔案共有74人涉案。
汪强文的家在石笋村一个偏僻的小山坳。汪强文的父亲自述说，其媳妇在汪强文12岁时离家出走，次年汪强文也开始了流浪生涯。
“子不教父之过，我是有责任的。”满脸发黄，一边说话，一边喘气的汪强文父亲佝偻着身体叹息道。
“他几乎从来没回来过，只有结婚时回来过一次。”汪强文的父亲说，汪强文的媳妇是山西人，回老家结婚时还摆了10多桌酒席。但此后，汪强文再也没进过家门。
汪强文在这个阶段常活动在紧邻公路的木林社周边，距离家门走山路也不过半小时。虽然很少在家，但其父依旧时刻惦念着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汪强文的父亲被人骗到山西冒充过一次“死者”的父亲。
汪强文的父亲说，他被一个叫何玉雄（音）的人骗到山西大同，理由是“小王三摔断了腿”。到了大同后，对方才告诉他矿上死了一个人，需要他扮演那个人的父亲，并向矿老板提出80到90万元的赔偿金。
最终，何玉雄获赔了60多万元，“我没拿一分钱，如果我不干，他们就不给我买车票回家。”汪强文的父亲说他不知道那人是如何死的，不清楚是不是汪强文策划，一直表示“什么都不知道”，“最后悔的是当初不该去这一趟”。
汪强文的母亲也因该案被警方找上门过，但其此前在宜宾才做了乳腺癌手术。“警察找我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连路都走不了，做调查我全力配合。”汪强文的母亲说。
在石笋村涉“盲井式犯罪”的村民中，不乏父子、兄弟等近亲式或家族式的团伙。
5月13日凌晨，警方第二次收网行动时，住在木林社街上的杨上康及其子杨禄龙、杨上贵及妻子龚兴明、妹妹杨上英悉数被抓。
根据当地村民介绍，杨上康年龄约60岁，曾骟过猪，此后在木林社街头修了一栋房子开麻将馆，“婆娘跑了20多年了，他还常年吃着药。”
关于其子被牵扯到案中，当地人说，是杨上康几个人在外面作案后，拿着自己儿子的身份证，说死者是自己儿子，为骗钱把户口注销了，“结果他儿子鬼火冒，他们几个人就分了1万块钱给杨上康的儿子。”
在杨上康的家中一楼墙壁上，悬挂着他的大照片——其跷着二郎腿坐在红木凳子上，穿着一身西服，脸形稍长，留着平头。留影时间为2013年10月5日。
杨上康的儿媳妇抱着两个月大的儿子来回走动着，这个22岁的女人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去年8月才过的门，我老公他们为什么被抓，我也不知道。”
在被抓和自首的人当中，包括：陶富财、陶富文、陶富宽兄弟三人。
陶富财的儿子是在父亲被抓后，从浙江回来的。他家随后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来自陕西渭南市蒲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邮寄的是《蒲城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这份签发于5月22日的拘留通知书载明，陶富财涉嫌故意杀人，已于22日被刑事拘留，羁押在蒲城县看守所。
在这些被“连锅端”的被抓者当中，甚至出现了一起三母子被抓的现象，包括艾泽春、艾泽万兄弟及他们的母亲罗登兰。
“他们这些人，在外面犯了人命案，别说兄弟，甚至夫妻之间都闭口不谈的。大家隐隐约约知道他们在外面干了不好的事，但没证据嘛。”当地村民说。
“盲井式犯罪”中的汪强文，在村民眼中，他的人品非常不好。
汪强文花了20万元在浙江购买了一辆轿车，刚开回石笋村，就被几个人堵住讨钱，“没钱，要开车就把车开走。”当地村民说，结果汪强文的车被对方开走没几天，他就买了一辆60多万元的车。
“估计这些人是一起到煤矿杀人诈骗的，‘小王三’不给钱，这些人又不敢告。”当地村民说。
“小王三”汪强文、艾汪全等人对当地人一般都持躲避状态。“最多就是见面打个招呼，不过还好，他们兔子不吃窝边草。到现在没听说，村里哪个人被他们拉到煤矿杀了骗钱。”
这些人分工明确——有出谋划策的、有诱“点子”下井的、有实施杀人的、有假扮家属的。
王付祥的家人和当地村民说，王付祥的人缘在当地还算不错，他从外面或昭通回到木林社后，一般都挺热闹，不少人都爱去。去的人当中，也有汪强文、艾汪全等。
一份不完全统计的名单显示，石笋村“盲井式犯罪”涉案人员年龄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等，其中包括多名女性。
“年龄大的和女的，基本都是装家属，說死的是儿子、老公之类的。诈骗成功后分钱。”当地知情人介绍说，“谋划的、动手的，基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此次内蒙古检方公布的两名主犯，他们的年龄分别是：35岁的艾汪全和39岁的王付祥；此前公安部督办的“1·02专案”中的“小王三”汪强文的年龄是30岁。
庙坝镇是云南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石笋村是被扶贫的村庄之一。当地村民说，贫困并不是导致艾汪全等人走向犯罪的主因。人性之恶，是后天逐渐滋长的。赌博，才是促使罪恶萌芽、发展，甚至膨胀的根源。
当地的赌博主要是一种名为“马车”的扑克牌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类似比大小，只不过比的是整点。每人发5张牌，最高的是50点，以10点为一马车，“三个人，五个人，都能玩。”一晚上可以输赢几十万元，参与者不乏石笋村在内的周边村民，艾汪全就是其中之一。
赌输后便进入“恶性循环”，借高利贷“背水钱”。当地高利贷利息很高，比如今天借了10000元，一天的利息是500元，20天后连本带利就要还20000元。
为尽快还上高额赌债，艾汪全等人就开始利用曾在煤矿干过的经验，并借鉴“盲井式犯罪”的手法，找欠债者搞起了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巨额赔偿金的勾当。
杀人伪造矿难所获多则70万元到80万、少则40万元到50万元。赔偿金到手很快，却也“来去匆匆”——绝大多数钱都被他们用来填了赌债的窟窿，或者继续用于巨额赌博；只有较少数用于修建房屋。
“他们一般出去几天就回来了，也不说去了哪里，但回来后都变得挺有钱，抽的是40多元一包的香烟。如果遇到哪家红白喜事，只要这帮人在，就开始玩钱，一两万的都不算什么。”当地村民说。
同样出现在检方起诉书的王付祥、“1·02专案”中的主要嫌犯汪强文、一个月前刚被抓走的艾泽发，都好赌成瘾，嗜赌成性。
然而20多年前，因为艾泽发赌债到期没还上，对方上门讨债直接将家里唯一值钱的两头猪牵走；艾泽发一气之下发誓不再赌博，用菜刀将自己左手小指的第一节砍掉。好了伤疤忘了痛，艾泽发还是没能戒赌。此后，他继续着好吃懒做的生活模式，“有时候十天半月不回屋，偶尔回来一趟也是吃个饭、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又跑了。”艾泽发的妻子说。
艾泽发家中客厅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他亲笔书写的毛笔字，秀美的笔迹中流露着才气。
“能忍则高”，艾泽发写的四个字仍挂在卧室门口，但人已身陷囹圄。
利令智昏，赌令心盲。
